千年龙飞地,两朝帝王乡南兰陵地望辨析_丹阳市发展_

史称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为南兰陵人,辞书方志多以为南兰陵即今武进县。“兰陵”一名用于江南前后共约年,经历了东晋、宋、齐侨立郡(县)于江乘县,和梁初改武进县为兰陵到隋两个时期。三国吴到东晋、宋、齐时的武进之名,与唐以后的武进之实,二者存在着显著的不对应性。而有梁建陵、修陵等为标志的萧道成旧乡东城里,却在今丹阳市境内。“兰陵武进说”有乖史实。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在宁镇山脉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号称“艺术瑰宝”的南朝石刻集中分布区。西端的南京地区,是南朝都城建康所在,有众多南朝陵墓石刻遗存不难理解。而东端的丹阳市境内,在面积约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却分布有齐、梁两代皇陵11座,遗存石刻11处、26件,且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丹阳的南朝陵墓与石刻,联系着中国历史上的齐、梁两代,联系着至今说法不一的“南兰陵”。

公元5世纪到6世纪,兰陵萧氏创立了两代皇朝:一是自诩“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的萧道成创立的南齐;一是三次“舍身”同泰寺的“菩萨皇帝”萧衍开创的梁朝。这对老伯与小侄的先祖是西晋淮阴令萧整,而萧整为东海兰陵中都乡中都里人。东晋初战乱中,萧整渡江寓居于“武进县之东城里”。当是时,晋朝在沿江一带侨立郡县以“司牧”南渡流民,在都城建康东北之江乘县便设有兰陵等侨郡。故对于萧整来说,其籍贯为兰陵;而其后人按当时“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则自然成了南兰陵人,史称萧道成、萧衍为“南兰陵人”。然而此千年龙飞地、两朝帝王乡的(南)兰陵,今地何在却莫衷一是。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浏览辞书方志典籍以及兰陵萧氏网站,多称说南兰陵“即今武进县”;或者语焉详,云“南兰陵在今常州市西北”,有个大致方位,却很难确定其具体范围———说是武进也可,说是武进的西邻丹阳也行。只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萧梁时的兰陵县处于今丹阳市境。然则由于“兰陵丹阳说”尚未透析本地区东晋南朝时期侨置郡县的历史变迁,又尚未从根本上厘清自三国吴到唐垂拱年间“武进”、“毗陵”、“晋陵”、“曲阿”、“兰陵”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兰陵武进说”至今仍广为流传。

西晋末年,为逃避战乱北方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对此,最终成书于萧梁时的《宋书·州郡志》与唐修《晋书·地理志》叙述颇详。

《宋书·州郡志》称:“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宋)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郡)、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

南徐州领郡17、县63。其中包括南东海、南琅邪、南东莞、南兰陵等冠以“南”名以及不冠“南”名的侨郡15个,而63县也多为侨县。值得指出的是,东晋刘宋曾多次实行土断,省废改置侨州郡县,可见以大明八年(年)资料为基础的《宋书·州郡志》所载,已经是经多次裁并之后尚存的侨郡、侨县规模。

年3月21日

上海萧氏宗亲联谊会萧向群会长

一年内第五次专程前往常州

这次，在南兰陵萧家村落

萧队长家里

探讨交流

又有,尽管东晋设置有众多的侨郡侨县,却并不能以此推断:萧整过江寓居于武进县之东城里,援“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之例,武进县东城里就成了(南)兰陵郡(县);或者干脆,武进县就成了(南)兰陵郡(县)。可以想见,当年过江“流人”不管是世族官宦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十分窘迫和无奈的。作为在职官员更与近代战争年代“手提乡政府,身背区公所,小车推着县政府”也差不到哪里去———县令、郡守,人到那里,那里就是某县、某郡。但要成为正式的侨郡侨县,还应有朝廷的认可。萧整作为淮阴令,人到东城里,世俗可以称之为“萧淮阴”或“淮阴县”而省去“令”字;作为官宦、有一定社会身份地位的人,要推动在江南侨立其原籍的兰陵郡或兰陵县建制也是可能的。但他要以淮阴令的身份在东城里就地侨置兰陵郡(县),则是不可思议的———更不要说改武进为兰陵了!

武进,三国吴大帝嘉禾三年(年)改丹徒为武进,取“以武而进”之意。孙吴灭复称丹徒。晋武帝太康二年(年)分丹徒县东北和曲阿县北部再立武进县,属毗陵郡。东晋初,于武进侨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是时,武进县属扬州晋陵郡。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年),武进县与丹徒县等改属南东海郡,郡治京口(即今镇江);南东海郡同时下辖的郯、朐、利城三个侨县并为实土。南齐时,武进县与丹徒县及郯、祝其、襄贲、利成(城)、西隰五侨县仍同属南徐州治下郡的南东海郡,郡治京口。梁天监元年(年),“复南兰陵(于)武进县”,“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并“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唐武德三年(年)析曲阿、晋陵、利城三县地三置武进县,属常州(治今常州)。武德八年(年)省武进入晋陵;垂拱二年(年)复析晋陵县西三十六乡四置武进县,与晋陵县并为常州附郭。宋代晋陵、武进并存。明代并晋陵于武进。清代析武进置阳湖县,年阳湖县又并入武进县。年析武进县城郊置常州市,年武进县改市。年撤销武进市,调整后分属常州市的两个区,南部为武进区,北部为新北区。

毗陵(即今常州),古称延陵,秦置延陵县,汉改毗陵县。三国吴,县属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毗陵典农校尉,“立以为毗陵郡”,领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锡七县,郡治丹徒,即今镇江东南之丹徒镇。后郡治徙毗陵。因东海王越世子名毗,而东海国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年)毗陵郡、县一并改名晋陵,郡治又徙至丹徒。东晋大兴(-年)初,晋陵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年)郡治复还晋陵(即今常州)。概而论之,义熙九年前毗陵郡、晋陵郡治于丹徒及京口在百年以上,义熙九年后毗陵、晋陵之名才为今常州所专有。

“武进”作为县级行政区域名称专名,从三国孙吴使用至今,中间偶有间断。武进县名称的延续,导致一种误解:当代的武进县(市)就是历朝历代武进县境域的传承。从而忽略了迄今多年间,武进县(市、区)行政区域由西北向东南跳跃式的渐进过程。毗陵郡源于毗陵典农校尉,容易使人误解为郡名直接源于汉之毗陵县名,进而误认为郡城与毗陵(晋陵)县治始终设于同一地点,再进而产生思维定势:凡“毗陵”、“晋陵”,即常州,凡“武进”,即今武进县或武进市。

《旧唐书·地理志》称:“武进,晋分曲阿县置武进,梁改为兰陵,隋废。垂拱二年,又分晋陵置,治于州内。”但在前面的“常州”条下又说,“隋毗陵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置常州。领晋陵、义兴、无锡、武进四县。六年,复陷辅公。七年,公平,复置常州。……(武德)八年,……省武进入晋陵。”既有“武德八年省武进入晋陵”,必有梁天监元年改为兰陵后复置武进县、以及复置于何时何地的问题。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因此《新唐书·地理志》进行补救:武进,“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

年《武进县志》取此说;而《太平寰宇记》则为武德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唐初的武进县“以故兰陵县地置”,大概就是“兰陵武进说”最权威的证据。果真如此,那么今丹阳市则与“故兰陵县地”无缘。显然,欧阳修在此是百密而一疏。

丹阳,战国时为楚之云阳邑。秦于云阳邑置曲阿县。《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润州丹阳县条引《吴录》云:“截直道使曲,故曰曲阿。”汉因之。王莽改曲阿为风美县。三国吴嘉禾三年(年)改名云阳县。晋太康元年(年)复名曲阿;二年析曲阿县延陵乡置延陵县、析曲阿县北部及丹徒县东北部复置武进县,曲阿、延陵、武进与毗陵、丹徒、暨阳、无锡统属毗陵郡,郡治丹徒。东晋初,利城、祝其、襄贲等侨县寄治曲阿。

刘宋时,曲阿县与晋陵、延陵、无锡、南沙、暨阳同属晋陵郡,郡治晋陵(即今常州)。南齐时,曲阿县仍属晋陵郡。萧梁时,曲阿县与由武进县改置的兰陵县并存。隋开皇九年(年)并兰陵县于曲阿,改属江都郡。唐武德三年(年)于县置云州,五年改称简州,八年州废,县仍称曲阿。天宝元年(年)改名丹阳县,源起汉代丹阳郡名。此后其上级政区常属镇江而偶属常州系列。年丹阳县改市,仍属镇江市。

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境内的西晋兰陵县,本属东海郡。元康元年(年)升兰陵县为郡,领虑、承、合乡三县。东晋初,以江乘县(以今南京市栖霞区东境为中心)侨置(南)兰陵等郡。刘宋时,南兰陵郡领兰陵、承二县。南齐时,南兰陵郡被裁并,兰陵、承二县与江乘、临沂、谯同属南琅邪郡,郡治白下(今南京)。梁天监元年(年)四月,“复南兰陵武进县”,“改南东海为兰陵郡”。是时,兰陵县与兰陵郡并存,兰陵郡、兰陵县名称前均无“南”字。陈永定二年(年),“改南徐州所领南兰陵郡复为东海郡”,兰陵县属之。隋开皇九年(年)并兰陵县于江都郡曲阿县。

“兰陵”一名用于江南,前后共约年,其间或为郡,或为县,或为郡为县;又以梁天监元年为分野:前期郡、县设于江乘附近,后期郡治于京口、县治设于东城里所在的兰陵县内。“兰陵”之于武进的关联,前期系于兰陵籍名人居其东城里,后期则因梁初改武进为兰陵县。“兰陵”之于丹阳的关联,肇于“分丹徒、曲阿立”武进,由武进改置的兰陵又明确归并于曲阿,唐天宝后曲阿即传承自丹阳。

《南齐书》为萧道成之孙萧子显所撰,算得上当代人写当代事,对其家族发祥地正可谓如数家珍。《南齐书·高帝纪》载:萧整“过江居晋陵(郡)武进县之东城里”。东城里对萧整后代子孙萧道成、萧衍和萧子显来说即成了“旧乡”。《南齐书·祥瑞志》:“宋泰始中,童谣云`东城出天子,……乃是武进县上所居东城里也。熊襄云:`上旧乡有大道,相传云秦始皇所经,呼为天子路,后遂为帝乡焉。”按天子路,实系秦“南极吴楚”之驰道,与曲阿“截直道使曲”相合。梁武帝萧衍虽“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但丝毫不减其对东城里的深情。《梁书·皇后传》太祖张皇后,“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后称建陵,亦称建宁陵);高祖郗皇后,齐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即后之修陵)。《南齐书·祥瑞志》又称,“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岗阜相属数百里”,此正符合宁镇山脉东段丹阳市境内的地形特征。很明显,萧整寓居的“武进县之东城里”,有秦之驰道的萧道成旧乡东城里,梁建陵、修陵所在的“武进县东城里”,必定是萧梁时兰陵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唐初“以故兰陵县地”置武进县又很快并入晋陵县,则今丹阳市就不沾故兰陵县的“边”,这是让人无法解释、更是不可思议的。

《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一月,梁州刺史张立表称,“乙亥岁八月,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一旦因涛水涌生,沙涨,周旋千余顷,并膏腴,堪垦殖。”遗山为丹徒、兰陵二县的界山,且当为兰陵县的西北界。符合“涛水涌生,沙涨”条件的“遗山”必在江边。“遗山”者,孤立之山也,今丹徒东北之山,正是早年孤立江中、四周有水的写意式命名。又《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处树木倒折,开地数十丈。”从龙卷风的路径走向,可见兰陵县的东南尚有曲阿的土地。这说明兰陵县的县域并不很大。

《太平寰宇记》卷九二所谓梁“敬帝太平三年分兰陵置江阴县”之“兰陵”,当为兰陵郡而非兰陵县。东城里既为秦驰道所经,即为始皇南巡“还过吴,从江乘渡”必经之地。从苏州到南京附近,秦始皇巡视地方政治既要物资供给、又需方便车驾通行的当年最佳路线是:沿古江南运河到延陵、曲阿和丹徒县城,再循长江二级阶地。作为东城里标识的“天子路”,不可能偏离上述路线太远。因此,萧梁之兰陵县当不出今山、黄墟、陵口(处萧梁河入江南运河河口)、窦庄、小河至夹江范围,而“东城里”这一面积不可能太大的基层政区则位于其县域的中南部。

有关兰陵县城,常见有二说:一说在今江苏常州万绥镇,古名东城里又名阜通、兰陵、万岁,从东晋大兴元年(年)至隋开皇九年(年)的多年中,阜通镇都是东晋侨置的南兰陵县治所在地,因而又称“兰陵古墟”;一说在离阜通镇十余华里的萧巷村(今丹阳市访仙镇境内)。年《武进县志》称:“在今万绥附近”。臧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兰陵县,“故城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九十里”;万岁镇,”晋陵县有万岁镇”,“今名阜通镇,在武进县西北九十里。”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说,兰陵故城与万岁镇均在武进县西北九十里。如二者为一,行文必定点明:万岁镇即兰陵故城。其实,即使距离完全相同,方向略有差异,也会差之毫厘,失之数十里。二者不是一地,则兰陵故城又在何处?如按“大辞典”所说的方向里程量算,“兰陵”故城可在丹阳埤城或丹徒黄墟附近。

综上,辨析(南)兰陵地望,同考察其他历史政区的变迁一样,应当综合其名称、区域、治所、隶属以及同级相邻政区的相互关系等,统筹兼顾。而东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域变更尤为频繁,连沈约也在《宋书·州郡志》中感叹:“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加之历史的久远、史籍记载的简约乃至混乱,以及历史上某些名人的过度张扬,致使长期以来人们把武进(县、市)在名称上的延续,误认为萧梁以前的武进县在政区上也延续至今。对此,亟有澄清的必要,以还历史本来之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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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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