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4-3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丹阳记》的成就

作者:张可辉

南朝刘宋时期山谦之撰写的《丹阳记》作为目前所能考见的最早的南京方志,记载了当时丹阳郡及其属县的地理、风俗诸多方面的概貌,地理范围主要在今南京地区,是认识和研究南朝及其以前南京地方历史、地理所不能忽略的资料依据和珍贵文献。其内容和编纂体例都别具特色、成就斐然,在南京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丹阳记》成书之际,时值我国“古代方志”发展中期,体例不断丰富,对于后世方志的编纂也有一定影响。有研究认为,“我国方志的变革,可分古代方志、宋元方志、明清方志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方志体例及记载内容,各有不同”“古代方志是指周秦讫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方志”(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在“古代方志”发展中期,志书编纂体例往往重于举纲领目,分门别类受“正史”编纂体例影响较为明显。

就《丹阳记》而言,或存建置沿革而考疆域、分野,或作山川地理而述湖塘、井泉,或记名胜古迹而述亭轩、寺院,目以类归,层次清晰,编纂体例简明,编纂方法的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南京地区早期地方志,《丹阳记》记述内容比较周详完备,蕴涵着丰富的地方史地资料,对研究六朝以前南京地方历史、地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光曾赞方志为“博物之书”,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或云“国史之羽翼”。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文献学家、方志学家皆对方志颇为重视。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为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所作的《序》中指出,“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纸表其散乱”(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王重民对方志也很重视,他曾认为,“旧方志的材料有些来自现实生活,这就在客观上保存了一部分地方情况的真实性,因此,它的内容不仅比正史的地理志或一统志更为丰富,而且在歪曲现实的程度上,也比受王朝严密监督所编修的正史一统志小得多。这样,地方志所保存的材料在今天就有多方面的作用。”(王重民:《冷庐文薮》)

唐代徐坚编纂的《初学记》(图片来自网络)

《丹阳记》载有较为丰富的地名信息,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后世文献诸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建康实录》《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等均有征引。例如:《初学记》是唐代徐坚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编纂而成的类书,原为方便唐玄宗诸子作文时查检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该书卷二八《果木部》“竹第十八”之属述“慈母山”引《丹阳记》曰:

江宁县南二十里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緻,异于余处。自伶伦採竹嶰谷,其后唯此竿见珍,故历代常给乐府。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

西汉王褒像(图片来自网络)

《洞箫赋》是西汉时期通音律、善辞赋的文学家王褒创作的一篇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被誉为“乐赋之祖”。山谦之《丹阳记》明确记载了《洞箫赋》所谓“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中,“丘墟”的所在地即是慈母山。以慈母山所产山竹制作箫笛,声音美妙,不同寻常。盖其竹生长于江边岸壁峻绝之处,受影响于汹涌风涛,体圆而节疏,堪为箫管,《洞箫赋》所谓“洞条畅而罕节”或即指此。

(图片来自网络)

《太平御览》是北宋李昉等学者奉敕于太平兴国年间(-)编纂的一部类书。该书卷一百七十五《居处部三》“殿”之属引《丹阳记》记载说:

太极殿,周制路寝也。秦汉曰前殿,今称太极。曰前殿洛宫之号,始自魏。按《史记》:秦始皇改命宫为庙,以拟太极。魏号正殿为太极,盖采其义而加以“太”,亦犹汉夏门,魏加曰太夏耳。咸康中,散骑侍郎庾阐议求改“太”为“泰”,盖谬矣。东、西堂亦魏制,于周小寝也。皇后正殿曰显阳,东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宫之旧也。含章名起后汉,显阳、徽音亦起魏,曰明阳,晋避文帝讳改为此。《周礼》亦有路寝、小寝,又其制度也。

太极殿始建于曹魏明帝时期的洛阳宫城,沿袭了古代的宫室制度。后世宫城,历西晋、东晋,直至南朝刘宋山谦之撰写《丹阳记》时,正殿以“太极”为名,盖肇始于此。宫室制度,或曰朝寝之制,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空间表达形式之一。东汉郑玄注《周礼》记载:“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即治朝与燕朝)”“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朝”是君臣朝会议政的地方,“寝”是天子起居的宫室或内庭。“路寝”置于路门即后宫大门内侧,供天子居住;小寝或即燕寝,是后妃侍寝的宫室。也有研究认为,《周礼》“六寝”皆为“小寝”。

(图片来自网络)

《建康实录》是唐代许嵩撰写的一部史籍,记述三至六世纪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事迹,因为六朝先后建都皆为建康,故以为名。该书卷二《吴太祖下》述“张侯桥”引《丹阳记》记载说:

大长干寺道西有张子布宅,在淮水南,对瓦官寺门,张侯桥所也。桥近宅,因以为名。

到了南宋时期,张敦颐撰写《六朝事迹编类》,上溯吴越,下及唐宋,或有失于“六朝”之“断限”,但史料颇为详备。该书卷十一《寺院门》“长干寺”条也引有《丹阳记》,但与《建康实录》所引稍有差异,或为其转引节略所致,其记载说:

大长干寺道西有张子布宅,在淮水南,对瓦棺寺,南张侯桥也。

张侯桥在今长干桥南。这里所说的“张侯”,即是三国东吴重臣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市)人。东汉献帝兴平二年()追随讨逆将军、吴侯孙策渡江南下,任长史、抚军中郎将;孙策临终前,又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委以辅佐重任,《三国演义》所谓“内事不决问张昭”即是;曹魏黄初元年(),孙权受封为吴王,拜张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黄龙元年(),孙权称帝,又拜张昭为辅吴将军,改封娄侯。张昭宅第位于淮水即秦淮河南的长干里,是六朝时期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所在,其宅第附近的湖水、桥梁的命名也和张昭娄侯的封号联系在了一起,“娄湖”“张侯桥”即是如此得名。南朝萧梁太清二年(),侯景攻打都城建康时,宣阳门守将临贺王萧正德勾结侯景,引兵进入宣阳门,即经过此桥。

“方志一词至六朝始出”(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序》),其体例历经两汉地记、隋唐图经,到了宋元时期而臻于成熟,并为明清各代所继承,《丹阳记》继踵其间,于南京方志的发展可谓有开创之功,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张可辉: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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