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诗的巅峰，自然会想到两个人，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人的诗。一位擅长古风，长短句挥洒自如，瑰丽如魔幻之境；一位擅长七绝，边塞诗动人心扉，被称作“七绝圣手”。可惜的是，这两人都不曾留得真名在，诗句都被误认为是他人所作。

其中一位，是唐玄宗时的翰林，名焦遂，并非诗仙李白。另一位，并非王昌龄，而是唐玄宗时的名将哥舒翰。关于焦遂诗，已在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今天只说哥舒翰。

诗如其人，信胜于史

平日所读署名为王昌龄的诗，多为那几首传世名作，的确出自同一人之手。某天读到一首长诗，顿觉不对，于是又多找了几首来读。如果说一首的风格不符，或有偶然因素影响，还说得过去。如果一个人的诗作恰好分为两种风格，而这两种风格又恰好对应着两档不同的写作水准，那就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错误了。

举个例子，《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原诗如下：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第一首，和那些传世的边塞诗相近，情感稍浅，一为死别，一为送别，自有差别。看文风和水平，与“七绝圣手”的边塞诗为一人所作。

第二首，与第一首的情感完全不同，明显不是同一位诗人，在同一时间地点送别友人之作。当然，有一点更有趣，这一首的风格也与王昌龄的诗风不符。也就是说，世传王昌龄的诗集中，至少出现了两位风格不同的诗人的作品，说不定还有更多。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七绝圣手”的身份。

诗作自述身份：本是战将，何来书生

很意外，答案就在诗作里，用时间、地点、身份，即可锁定“七绝圣手”的真实身份。

且看这首，《塞下曲》其三，原诗如下：

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

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

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

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

平心而论，这首并不出彩。但是细看内容，这是一首类似应制诗的官场诗。应制诗中，尚未见过真正的佳作，所以写出这样的诗，并不代表作者的水平。只是这首诗中，透露了太多信息。

“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首联便道出了作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不是文官，更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一位可以总征天下兵马的大将。这样的身份，在玄宗朝又有几人？

我们再用一首诗，来锁定此人身份。《从军行》七首其五，原诗如下：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这首诗里写到一件历史上的大事，“生擒吐谷浑”，此事有史可考。

史载，天宝五载（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讨伐吐谷浑部，“虏其全部而归”。

这一年，王昌龄任江宁丞，既不在边关，也不在长安。而这首诗的内容，却显然是身在军中，是参与这场战役的人所写。这首诗就像前线发来的实时新闻稿，作者不是士兵，也不是低级军官，至少具有一定的军阶。而远在江宁这个大后方的王昌龄，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知道消息都不知是几个月后的事了，再装作自己是深入前线的记者，写一篇旧闻，实在与理不合。至于写出来的诗还能如沙场老将一般，与平时的书生风格大相?异，就更是不合常理了。所以，这首诗的作者不是王昌龄，与之风格相同的其他边塞诗的作者，也同样不是他，而是出自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在这首诗中。天宝五载（年），哥舒翰就在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军中，参加吐谷浑之战，被提升为衙将。又于次年被拜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天宝十二载（年），被封为西平郡王。

吐谷浑之战时，身在军中，且地位不低，又一日总征天下兵马，符合这个人设的，正是哥舒翰。与这首诗风格相近的，正是那些传世千古的边塞诗，正是“七绝圣手”成名之作。所以唐诗的“七绝圣手”，是哥舒翰。至于诗作为何被归入他人名下，就是另一件事了。不过李白与哥舒翰竟遭遇同样的事，再结合二人的身份、立场，也许两件事本就是一件事。

一首诗看王昌龄，互为印证

王昌龄年轻时曾往边塞，并非从军，称为游历更为妥当。王昌龄的诗作中，有边塞题材的叙事长诗。这些诗有一个特点，都是以旁观者的口吻，书写别人的故事。因为他只是一个过客，本不属于边关，离战场再近，也终是一介书生，并未卷入战争之中。

这里选了一首更接近边塞诗的作品，《答武陵太守》，原诗如下：

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

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这首诗虽也仗剑千里行，却没有军中宿将之风，更像一位幕僚。这是作者给自己的定位。虽然这个定位与王昌龄的地位相符，但是我更愿说，这是作者把自己放在了某个位置上，而非因为他此刻身在此处，毕竟有些人的心，可以远高于世俗所见的地位之上。

回到这首诗，作者给自己的定位，要么是心之所向，要么是此时身份地位所限。王昌龄写此诗，因身份、地位所限。但是“七绝圣手”既可“总征天下兵”，就算限于身份、地位，写出来也不会是这个风格。而心之所向，更是不符。所以这首诗，写出了王昌龄和“七绝圣手”间的差异，由此差异可以印证二人并非同一人。

哥舒翰

说到哥舒翰，总会想起一首诗，“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说到边塞诗，总会先想到一首：“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当发现两首诗，同个人，一为诗所歌之人，一为作者时，既有惊喜，也有了然。似乎只有这样，有些东西才对味了。

并非说一介书生写不出边塞诗，而是那种久经沙场的味道，不是身在太平乡的书生能体会的。若非如此，盛唐的边塞诗，为何翻来覆去不过是那几人的作品？高适的《燕歌行》，散发的是沙场的味道。岺参的边塞诗，却像一个过客。他虽身在军中，看到的却是风光，而非死亡。

也许，正是因为久经沙场，见多了死别，却从未习惯死别，才有了震撼人心的边塞诗。生存与死亡，欢乐与悲伤，在这两种情感的剧烈冲撞下，不曾麻木的心化成了诗。这样的诗，是岁月，是沧桑，仿佛瞬间走过千万年，又返回前一刻。只是归来时，人未老，心已伤。

这是哥舒翰的诗，也是盛唐繁华的另一面。无数人用血泪守护，才有了那短暂的盛世大唐。若是只有开放与包容，只有诗与酒，这样的大唐是不真实的。大唐从未太平，从一代代皇位争夺，到对外战事连年，只是把战争控制在了宗室之内和边关。正是这样，才有了王土之上的太平。

所以盛唐的诗，既有诗与酒，更有边塞。若是缺了哥舒翰的诗，盛唐也会寂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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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写我心，我书我意，我只做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