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史家与ldquo四史运动rdq_丹阳市发展_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①]赵庆云（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内容提要]“四史运动”具有与现代史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功利目的，因而在实践中滋生乱象。专业史家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以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并对从真正历史科学角度来研究、编写“四史”的门径做了积极探讨。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一取向，也曾付出真诚的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也难有更大作为。[关键词]专业史家四史运动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②]。“最高指示”的倡导之下，“四史”运动[③]热潮迅即席卷全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④]、“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⑤]经各级党委的组织发动，亿万人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⑥]如此激烈的言词，对史学界之冲击力可想而知。邵循正、吴晗、张岂之、胡华、彭明、戴逸等学人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各地历史学会开会讨论编写“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各高校历史系亦积极响应。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奔趋。[⑦]与年旋起旋灭的“新民歌运动”相较，“四史”运动内蕴更为丰富、复杂，且持续时间相当长，在文革中也并未完全中辍，至年代初仍可见其流风余响。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已被遗忘，国内各类史学史著述对此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