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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效果好 http://m.39.net/pf/bdfyy/xwdt/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村研究》年卷·上，第—页 作者简介：弁纳才一，金泽大学人类社会研究科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相关研究。 译者简介：张姝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级博士生，武汉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能反映中国农村特点的江苏省丹阳县、无锡县的农村合作社开展了调查。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社会相较日本，流动性强、商品经济广泛开展、村民凝聚力低。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的合作社还兼营生产、运输、销售业务，并伴随行政指导的参与，取得了优异的经济成果。基于历史的延续性，探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可为当下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参考。 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社；无锡；丹阳 一、引言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年），中国的合作社政策在年末开始的中国经济复兴中的重要经济史意义（1）。饭眆靖批评笔者这篇论文“只介绍优秀合作社的事例，却没有触及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原理及合作社间的关系”（2）。他指出，倒不如说在中国，“考察为什么合作社组织运营不下去，反而更有必要”[1]。由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合作社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村庄社会的现状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的”。他对比了中国农村和共同体意识强的日本农村社会，指出中国合作社失败的主因就在其中[2]。另一方面，近年来笔者又得到了比较研究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合作社和殖民地朝鲜的金融合作社的机会（3），了解到了坂根嘉弘关于日本和日本以外亚洲各地方“村庄社会的区别，导致了经济发展区别”的研究[3]。 因此，本稿执笔的主要目的，是留意饭眆指出的中国“合作社的失败”是什么；或者说，日本的产业组合的“成功”又是什么，从而弄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本稿的前提，是认为农村地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最能反映出中国农村的特点。因此，将中国近现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农村合作社相关文献资料多的江苏省南部的丹阳县和无锡县作为研究对象。 此外，本稿原则上来说省略敬语。包括文献资料的引用部分在内，都统一使用常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并省略小数点后两位。 二、概况 （一）日本的产业合作社 坂根的研究指出：20世纪前半叶日本的产业合作社，有信用、购买、销售、生产（后期开始使用）四种，其中“最先设立的”就是信用合作社。“四种产业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收益最高。”“对他人信用贷款中的无担保短期贷款，是日本合作社的最大特色。”“合作社要求成员必须存钱到合作社，并协助合作社的工作。日本的农民和农村社会正好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日本的产业合作社扩张得很快。”而且，“在日本本土，日本合作社之所以能充分动员农民有个前提条件，即日本特有的传统的‘家’制度。日本的农民为了维持家的延续、避免家的没落，每个人都遵循勤俭储蓄的道德规范。这是日本合作社能够成功动员农民，把钱存到合作社的前提条件。日式的村庄压制了农民们的投机主义行动，实现了贸易的整合”。然而，“桦太、南洋群岛等地，因为没有形成日式的家制度，因此农民间没有这样的伦理”，而且，“因为合作社成员多为流动性高的农民，所以农民间的社会关系形成得并不充分[4]。” 因此，20世纪前半，“日本的家制度是促进储蓄的基本诱因”，“家的永远存续与繁荣、回避家没落可能性，是农民们切身的愿望”。这些愿望，“化身为农民们勤奋、节约、正直、孝心、谦让、忍耐、献身、敬畏等通俗道德规范。自我约束、自我锻炼、自我忍耐则内化为农民们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构成了“近代日本信用合作社储蓄行动的前提[5]。”此外，“冲绳的生产合作社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家制度没有形成，因此储蓄动力不足。以及农民（合作社社员）的投机主义行动没有得到遏制的结果（日本的家制度没有形成）[6]”。 从以上的研究可知，坂根以“日本的家制度，抑制了农民的投机主义行动”并形成了“勤奋、储蓄的农民伦理”为基本观点，以日本本土为中心（基准·标准），将冲绳、台湾、朝鲜、桦太、南洋群岛视为“周边地区”。然而，尽管笔者对坂根提出的日本农村社会的特点是“信用合作社的收益非常高”这一点并无异议，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标准运用在和日本社会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时，就会像饭眆那样将这种差异视为“落后”或“失败的原因”。从而无法弄明白中国合作社的开展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特有的原因。而且，作为经济政策的一种，中国的合作社或日本的生产合作社，对农村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有怎样的贡献，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与合作社 年，受长江洪水泛滥和“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年华中地区发生了大旱灾，美国又实行了白银收购政策（4），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然而，年秋，随着货币制度改革的实施和世界市场中谷物价格的上升，同年末中国经济开始回升；第二年（年）尽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丰收年，农作物价格却仍然上涨，中国经济整体好转。然而，年7月开始，日军全面侵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因此，正是有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和年的货币制度改革，才让年年末的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复兴，使中国经济整体从整体上摆脱了通货紧缩。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农村，年前半由于农业资金不足，合作社政策刚开始推行的时候，信用合作社最多。然而，只有信用业务的合作社经营很艰难。而且，这样的合作社只能组织起来一部分村子里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农民，因此，渐渐地生产合作社担保农作物能卖出去，对农作物实行共同销售的运销合作社开始增加。此外，信用合作社也开始兼营其他业务。换句话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通过让农民共同生产和销售农作物，扩大收益，从而将更多的农民集结到合作社中来（5）。这样的趋势，正反映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商品经济以各地分工为基础广泛展开，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盛行（6）。并且，农民零细农化（7）和脱农化（8）不断深入（9），中国农村社会的流动性非常高。 综上所述，要想了解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开展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成果，必须从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开始说明。 三、丹阳的合作社 （一）概况 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成立之后，截至年底，丹阳县共成立了家合作社[7]。丹阳是整个江苏省省内拥有最多合作社的县。但是据说这些合作社只有“合借”项目，社员个人无法使用这些借款，反受其害的人倒不少。此外，丹阳县合作社中一直以来的贷款都是“信用抵押”（信用担保贷款），几乎没有进行生产方面的业务[8]。并且，社员组织合作社的唯一动机就是借钱，没有用于正当的用途。同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合作社内的多数人被少数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地痞掌控合作社的业务，为所欲为[9]。 但是，年11月5日，江苏省建设厅丹阳合作实验区成立之后，对合作社的管理开始严格起来。众多合作社被叫停、解散。首先，合作社被命令解散的主因包括“未营业务”“形同虚设”（徒有其名）“社员星散”（社员零散）“分子欠良、无法推进业务”“无负责人”“社员亦自认停止”“不加过问”（不放在心上）“社员多跨社分子、不堪整理”“社员大会议决自请解散”等等[1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社员的农民缺少主动、积极地团结在一起运营合作社的动力。此外，合作社被命令停止的原因主要包括“账目不清”（账面不明确）、“有舞弊情事”（违法）、“负责无人”“社员意见分歧、无合作精神”“分子不纯粹”“职员不负责任”“社员腐败”“社务腐败、农行借款”“置若罔闻”（装作不知情）、“社务腐败、不堪整理”等等[11]。从中可以看出农民社员缺少主动性、积极性和凝聚力。 这样，年11月，在丹阳县被叫停的合作社达41家，此外，被命令解散的合作社27家，改组的合作社8家。命令“清算账目”的合作社达家[12]。因此，江苏省政府在县内设置了16家合作试验区（指导区），每个区派遣了一名指导员[13]。截至年6月，进行了以下指导工作[14]。包括： 1.设立了54个社员学习班，指导了名社员和平民； 2.设立了合作社会计人员训练班，指导了各合作社中遴选出来的20名会计人员； 3.组织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指导了60名“忠实干练”的乡村小学教师； 4.各县、省的教育局设立了2个私塾教师训练班，指导了私塾老师共人； 5.开设了两个合作社职员训练班，指导了80名职员； 6.利用县政府设立的保甲长训练班，让保甲长也参与“合作训练”； 7.重视学校合作教育，派遣指导员义务担任丹阳正则女子中学的“合作讲授”指导者。 如上所述，在丹阳县整理完徒有其名、业务停滞的合作社之后，政府为了重整合作社业务，还动用了教育界的资源。通过行政指导，农民参与了合作社的运营。但是村民自发集结的动向却微乎其微。这反映了一直以来被学者指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凝聚力）的缺失。 （二）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主导下的合作社 年4月，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派遣调查员到吕城蔡塔乡小学，第二年5月，蔡塔乡、惠民乡、大连村的3个信用合作社将98只猪的猪肉（共计kg）以每担比市价高0.4—1.2元的价格卖到上海，共获利.04元[15]。 接着，年6月，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在蔡塔里合作社内组织了“运麦临时委员会”，将小麦直接卖给面粉工厂。这样，每1石（10）的小麦贩卖价格，比直接卖给当地商人价格高0.3—1元。因此，该合作社将磅小麦直接卖给上海的面粉制造工厂后，当地的商人不得不以更高价格收购小麦[16]。 更进一步，年7月，蔡塔乡信用合作社在南京购买了7头黄牛和4头水牛，共计11头牛作为“救旱耕牛”（兼做旱灾时候汲水工作的耕牛）[17]，信用合作社也开始兼营购买合作业务。 另一方面，年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的营业范围，包括廉价贩卖品质优良的种子；提供肥料（大豆渣）、桑、灌溉机、灌水机的购买资金；养猪、养鱼资金的贷款；调配蚕种、零售、荒地的开垦和购买猪以及耕牛；设立仓库；“储押”（担保贷款）；猪、小麦、芝麻的运销业务；催促征缴资金；指导合作业务的运营等等[18]。同年9月，曾经是丹阳县第3区金融中心的珥陵镇西部的旧当铺的原址上，设立了珥陵仓库。仓库业务开始之后，由于农业仓库担保贷款利润丰厚，因此仓库业务的进展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19]。 此外，江苏省农民银行将丹阳县年为止的合作业务整顿如下： 首先，年以前在丹阳县设立的多个信用合作社，质量不佳，且共同借到的资金为个人挪用，其他的合作业务也没有开展。此外，借款的用途缺少正当性，且经常不按时还钱。因此从年开始，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进展顺利，信用合作社开始兼营运销、购买、使用等的合作业务。到年，再没有出现单独设立信用合作社的现象[20]。 其次，生产合作业务针对肥料、水利、蚕种、小猪、养鱼、耕牛、烧窑、荒地开垦、绢织物、饲料给予贷款。具体说，①黄塘区、珥陵区等联合社和七村乡周巷等等50多个合作社，每次的肥料贷款平均额达到3万元以上；②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县西部、北部设立的水利合作社贷款额近1万元；③在沈村、中里铺、墙门里、茅家村、里庄桥等合作社和蚕桑改良区，从浙江省购入的蚕种贷款额约为每年每家合作社1.4万余元；④七村乡社、上村、黄陵村、臧巷村、夏家村等10多家合作社，养猪用的小猪（大部分从扬中买来）购买需要的贷款约为多元；⑤姜堰、西庄湖、后镇、下庄村、沈甲村、韦蒋潘登养鱼合作社每年贷款额达到多元；⑥蔡塔乡、姜堰村、臧巷村、楼下村、杏花村等18家合作社购买耕牛的贷款约为多元，比当地购买价格每头牛便宜8—15元；⑦长庆村、臧巷村、车冈村等烧窑合作社，每次的贷款额达到元以上；⑧白龙寺、德化乡、太平山、望岸乡等垦荒合作社开垦了荒地；⑨七里桥、夏家村等11家织绸合作社贷款额达到4.5万余元；⑩东冈村生产合作社、麦溪镇信用合作社、祝家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村卜乡信用合作社、大吕乡生产合作社等地，购买饲料需要的贷款额约为每年元[21]。 第三，共同运输销售小麦、糯米、猪、芝麻等。首先，年将.84斤的小麦以每担高于当地0.5元的价格销售，共计卖出.05元。第二年（年）以每担高于当地价格约0.15—0.45元价格卖出，获利.06元。此外，练湖区联合社的7家合作社，将9.9石的糯米贩卖到上海和杭州，以每担高于当地贩卖价格0.98元卖出。并且，还将斤猪肉以每担高于当地价格约0.4—1.2元卖出，共计卖出.4元。墙门里等四个信用合作社将担芝麻以每担高于当地价格0.1—0.9元的价格卖出[22]。 陵口区的墙门里合作社，自从年成立以后，合作社工作一直进展顺利，年社员达到22人。原本，墙门里一带有众多农家栽培大豆，并将这些豆子在丹阳县内榨油贩卖。自从有了合作社后，农民从江苏省农民银行借款0多元用于大豆油和豆饼的生产，还开始运营合作茶园[23]。 并且，年丹阳县内的珥陵、延陵、吕城、访仙桥这四大镇都设置了农业仓库（保管共同贩卖农产品的仓库），皇塘区合作社联合社也计划在皇塘镇设立农业仓库[24]。 从以上内容可知，丹阳县的合作社在刚设立的时候组织和运营未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缺乏凝聚力，有众多问题。并且信用合作社当初虽然数量很多，几乎未能用于生产业务。但是，其后在江苏省农民银行丹阳分行的指导下，信用合作社开始兼营生产类业务。并且开展了生产、运销等各种各样的合作业务，取得了经济成果。 （三）合作社联合的形成 在丹阳县的练湖区、延陵区、珥陵区、吕城区、皇塘区、陵口区、全州区七个区联合社中，吕城、珥陵、皇塘、练湖四个区的联合社开展了运销、储蓄抵押、供给、购买等合作业务。另一方面，延陵、陵口、全州三个区联合社将运销和购买作为主要的合作业务。年农产品的运输销售量达到1.2万余担，购买业务的贷款额达到1.4万余元、供给业务的贷款额0.3万余元、储蓄抵押业务的贷款额3万余元[25]。 在丹阳县内，年10月13日，后镇村生产社（8股、40元）、扬甲村信用社（8股、40元）、楼下乡信用社（6股、30元）、黄陵村信用社（10股、50元）、社上村信用社（6股、30元）、丰乐村信用社（10股、50元）、甸头村信用社（15股、75元）、蒋官村信用社（10股、50元）、望岸乡养鱼社（10股、50元）、咸港村信用社（10股、50元）、杏花村养鱼社（10股、50元）、马家庄信用社（10股、50元）、厘诚村信用社（10股、50元）、姜堰乡养鱼社（10股、50元）共计14社成立了丹阳县练湖区运销购买保障合作社联合社（平均每股5元）[26]。排除中间商赚差价，以共同销售糯米为目的，各合作社将糯米集中到丹阳合作运销仓库，并运输到上海销售。多石糯米比在丹阳县内销售，每石多收0.4元，共计获得元利润。其后，又从每石0.4元的利润中，抽取0.1元作为舍内公积金和职员劳务报酬以及用于其他费用支出。其余0.3元以社员提供的农产品等级和数量计算总价，按比例分配[27]。 年3月，练湖区联合社为了改善春季耕作时的耕牛不足问题，以及避免中间商从中牟利，决定共同从安徽省桐城县购买耕牛[28]。当初原计划是购买头耕牛，然而贷款到的金额只能购买66头。而且在购买耕牛的时候由于不小心，买了几头老牛。途中死亡3头（以17元价格卖掉），损失了多元。而且，安徽省耕牛价格比往年的购入价格要高得多，因此并没有得到多少利润[29]。 皋头和西岗2社联合后，年10月28日。新村、鲍社、厚杨3社也加入进来。这5家合作社成立了丹阳县皇塘区运销购买保障合作社联合社[30]。工作内容包括经营皇塘镇合作仓库、提前还贷、各合作社的定期结账、普及改良稻种、开垦河岸荒地多亩。此外，丹阳县东南部一带的皇塘区、成立的合作社共计7家，除了里庄村和南西村2家以外，另外5家都参加了皇塘区运销购买保障合作社联合社。并且，计划让合作互进会的会员都成为其他合作社的预备社员[31]。 年5月改组后的珥陵区联合社，有倪甸村、汉皇庙、赵相村、周巷村、新庄村、彭贡蔡这6家信用合作社，以及韦蒋潘、沈甲村、太平山、大溪里4家生产合作社，祥里村、中里铺、东庄村三家产销合作社，共计13家。由运销部、供给部、信用部、蚕业部（共同进行蚕桑栽培、蚕种的孵化“催青”、养育、干茧、缫丝、运输贩卖）、农产制造部（粳米脱壳、糯米酿造和点心生产、贩卖、大豆油和大豆饼的制造与贩卖、黄豆酱和酱油的生产、制粉、制造麦类蒸的点心）组成。事实上，在年5月改组之前，数月前成立的运销购买保证合作社联合社，因社务迟缓、业务停顿，早已是名存实亡的存在了[32]。 从中可以看出，丹阳县的合作社中，养蚕、稻、大豆、麦子的生产部门相关的合作业务在不断扩大。 （四）小结 在年代的丹阳县、合作社刚设立的时候信用合作社粗制滥造，导致业务停滞的情况很多。之后随着共同销售和共同购买（运销和购买的合作社或者运销、购买的合作业务），每个农民（合作社员）都感到获得了收益，经济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运销和购买的合作业务，形成了规模效应。 因此多家合作社开始有了共同形成合作联合社的趋势。社员人数和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合作社的规模扩大。然后，为了保存这样大量的农产品，就设立了农业仓库。 并且，在丹阳县的农村，一般来说在自家消费用的粮食谷物中，栽培小麦和糯米主要是作为商品。经过组织小麦和糯米的共同销售的运销合作社后，更多的小麦和糯米等谷物被共同销售，于是农民取得了更切实、更多的收益。 四、无锡县的合作社 （一）概况 年提倡民众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无锡县也组织了合作社。年6月末为止，因“期满”“业务停顿”“主持缺人”等理由，10个合作社解散。另一方面，得到县政府的许可，又登记成立了41家合作社（15家信用合作社、12家信用兼营合作社、12家生产和利用合作社、1家运销合作社、1家消费合作社），获得设立许可的合作社有16家[33]。 此外，据被派遣到无锡的指导员记载，因为民众完全是被动参加合作社，所以年6月开始的无锡县合作社工作指导起来非常困难。年4月为止，成立的26家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多。信用合作社都是如期还款、生产合作社中养蚕合作社最多。县农业改良场（前蚕桑场）和制丝工厂都派人进行了技术指导，成绩非常优良。然而，由于农民的守旧性、利己心、知识不足、农村内指导人才的缺乏，以及高利贷等“反对者的阻力”很大，无锡县的合作事业开展非常困难[34]。 无锡县的合作社在年增加了39家，经调查和整理9家解散，到了年末又增加到62家。年提倡设立产销（生产、运销）合作社，因此又增加到89家。然而，年初再次整理后，13家解散，同年3月，76家合作社再次登记成立。这76家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9家（11.8％）、生产合作社7家、运销合作社3家、消费合作社4家、利用合作社6家、兼营合作社16家、产销合作社31家[35]。这样，当初以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多的无锡县，年以后在县政府的指导下，产销合作社和兼营合作社合起来突增到61.8％。然而，这些合作社都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组织率很低[36]。 以下是无锡县年6月和年3月的合作社的状况比较。 在无锡县，年6月组织的46家合作社中，第6区和第17区各设立7家；第15区6家；第10区4家；第1区和第14区各3家；第4、5、9、16区各2家；第2、7区各1家。然而，第3、8、11、12、13区一家也没有设立。（参考表1－1至表1－3）因此，合作社的设立存在地域的不均衡。究其原因，反映出了无锡县政府的行政导向性。 然而，截至年6月，无锡的合作社设立的场所多是在小学。其次是村公所和祠堂。在全部12家信用兼营合作社中，农民教育馆占5家，数量最多。其次村公所3家、小学2家。（参照表1－2）因此，合作社设置地点既有小学和农民教育馆等近代的教育机构，也包括村民血统家族传承的传统聚会场所（如祠堂和公所），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由下而上的组织动向。 并且，各合作社的平均社员数和平均出资额来看，信用合作社是26.6人和.4元、信用兼营合作社是29.1人和.9元。养蚕、养鱼等合作社是54.2人和.4元。是信用合作社的2倍有余和7倍多。整体来看，比起信用合作社，生产和运销合作社的经营规模要大得多。 表1－1无锡县的信用合作社（年6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陈一“无锡县合作事业之调查与希望”《农行月刊》（第1卷第4期、年8月）47—50页制作。 表1－2无锡县的信用兼营合作社（年6月）（单位：元） 来源：同表1－1。 表1－3无锡县的其他合作社（年6月）（单位：元） 来源：同表1－1。 此外，第6区的高长岸，共设立了3家合作社，分别是信用无限合作社和养鱼有限合作社、运销有限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社员数39人，出资总额元（1人约6元）、信用合作社42人，出资元（每人约3.4元）、养鱼合作社48人出资元（每人约6.6元），其中养鱼合作社经营规模最大，经营体制最好。 对比表2－1和表1－1，可以看到年6月和年3月无锡信用合作社的变化。第4区藕荡桥信用无限合作社、第4区陆区桥信用无限合作社、第1区谢巷信用无限合作社、第5区高长岸信用无限合作社这4家延续到了年。平均社员人数从43.2人微减为42.5人。平均出资总额从.75元增为元，每人的出资额从3元增为4.8元。从中可以看出经营体制不断在改善和强化。但是，信用合作社从年6月的15家（11家消失）减少为年3月的9家（其中5家是新设立）。对比年6月的15家和年3月的9家，可以看出平均社员人数从26.6人增加为37.6人，平均出资总额从.4元增加为元。但是每个人的出资额从4.3元减少到3.6元，从中可以看出不仅是合作社数量减少了，而且经营体制也稍微弱化了。从新设立的5家合作社来看，平均的社员人数是33.8人，平均出资总额84.4元。每人的出资额为2.4元。无论哪个都比年6月以后继续维持下来的4家合作社要低。 表2－1无锡县的信用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农行月刊》第3卷第8期、年8月15日）46页制作而成。 表2－2无锡县的生产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农行月刊》第3卷第8期、年8月15日）53页制作而成。 并且，陆区桥信用无限合作社从第17区到了第4区，高长岸信用无限合作社从第6区到了第5区。从中可知，年6月到年3月间有行政区划的改变。 对比表2－2和表1－3中年6月和年3月的数值，可知7家生产合作社中有3家从年6月（第7区戴巷养蚕合作社、第15区方巷养蚕合作社、第6区岸底乡垦渔有限合作社）持续经营下来。分别是第6区戴巷养蚕生产有限合作社和第9区方巷养蚕生产有限合作社以及第5区岸底里垦渔有限合作社。合作社数量从10家减少到了7家（7家消失，又新设立了4家）平均社员数量和出资总额从年的52人.3元增加到年的97.3人元。但是平均每人的出资额从47.3元减少到25.8元，少了一半。虽然经营规模扩大了，但是经营体制却弱化了。 从表2－3的数据可知，运销合作社只有3家，而且结合表1－3来看，第5区高长岸运销有限合作社是从年6月一直持续经营至年的。该社年6月平均社员数39人，出资总额元，每人出资额6元。到了年3月，减少到社员数23人，出资总额46元，每人出资额2元。从中可以看出经营规模缩小，且经营体制弱化。其他两家运销合作社平均社员数45人，出资总额元，每人平均2.6元。高于高长岸运销有限合作社。并且，年6月兼营运销合作业务的只有2家合作社（参照表1－2和表1－3）从后来的产销（生产、运输、销售）合作社设立了31家之多可以看出（参照表2－7），无锡县的运销合作业务得到了发展。顺带一提，后文记载的利用合作社和兼营合作社中也有兼营运销合作业务的，共计6家。（参照表2－5和表2－6） 表2－3无锡县的运销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同表2－2。 表2－4无锡县的消费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续）”（《农行月刊》第3卷第9期、年9月15日）55页制作而成。 从表2－4和表2－6可以看出，年有4家消费合作社和1家兼营消费合作业务的合作社，共5家。但是年6月的时候仅有1家消费合作社（表1－3）可以看出，无锡的消费合作业务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表2－5和表2－6可以看出，年有6家利用合作社和1家兼营利用合作业务的合作社，共计7家。但年6月则完全没有利用合作社和兼营该业务的合作社，因此，利用合作社业务也在短期内急速发展了。 表2－5无锡县的利用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前载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续）”58页制成。另，第4区大皇基产销保证合作社用了12马力的“戽水机”1台进行共同灌溉。 表2－6无锡县的兼营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前载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续）”61—62页制成。 结合表2－6和表1－3可以看出，16家兼营合作社中，第9区的太平乡冯胡巷购买产销无限合作社（第9区冯胡巷农业运销无限合作社）是从年6月持续到年的，社员人数从76人减少到63人，但是出资总额却从元增加到元，平均每人出资额从4.8元上升到5.9元。因此经营规模虽然稍微缩小，但是经营体制却得到了强化和改善。另外，兼营购买业务的合作社从年的11家减少到6家（参考表1－2）。之后，合作社数量从15家增加到17家，这之中，兼营购买业务的合作社虽然减少了，但是兼营产销业务和生产业务的合作社却增加了。 表2－7无锡县的产销合作社（年3月）（单位：元） 来源：根据前载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续完）”（《农行月刊》第3卷第10期、年10月15日）52—54页制作而成。 因此，无锡县的兼营合作社平均社员人数从29.1人减少到了27.1人，但是合作社数量从14家增加到16家。而且，平均出资总和和每人的出资额分别从原来的.9元和3.5元增加到.4元和3.9元。因此经营规模虽然稍微缩小，但是经营体制却得到了改善和强化。 结合表2－7和表1－2来看，在31家产销合作社中，第4区八宝乡产销无限合作社、第4区新渎桥产销无限合作社、第4区庄乡产销无限合作社、第4区北费乡产销无限合作社、第4区尹城上产销保证合作社这5家合作社，是从年6月（第17区八宝乡信用购买无限合作社、第17区新渎桥信用购买无限合作社、第17区庄乡信用购买无限合作社、第17区北费乡信用购买无限合作社、第17区尹城乡信用购买保证合作社）经营到年3月的。但是，年3月，这5家合作社平均社员数和出资总额分别从26.8人和.2元增加到38.4人和.2元。但是每人出资额从3.8元微减为3.7元，因此经济规模虽然扩大了，但是经营体制却略微弱化了。而且，31家产销合作社平均社员人数44.8人、每社出资额.29元、每人出资额5.7元，无论哪个数值都高于上面5家的平均值。因此，无锡县的产销合作社不仅是社数量增加，而且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体制也得到了改善和强化。无论是质还是量，双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二）单个合作社的动向 独立地看每个合作社，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①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体质强化的合作社②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制强化的合作社③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体质弱化的合作社④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质弱化的合作社。通过分类，我们分析了各个合作社的动向。 1.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体制强化的合作社。 据记载，第1区谢巷信用无限合作社和第4区藕荡桥信用无限合作社在年6月，舍内的准备金和储蓄充足，社员的信用非常好[37]。 对比第1区谢巷信用无限合作社年6月和年3月的数据，可以看出社员人数、出资总额、每人出资额从年的26人、元、4.7元增加到年的30人、元、8元。（参照表1－1，表2－1）经营规模稍微扩大，并且经营体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和强化。年，谢巷村还曾因为虫害导致水稻收获量大减，因此谢巷村接受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指导和宣传，于同年11月14日成立了谢巷信用无限合作社。年3月和年组织了一个星期的“社员训练班”，由合作指导员、江苏省农民银行职员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员对合作社进行了相关指导。之后，这个合作社贷款到10余元作为水稻、小麦、茭白的肥料的购买资金。全体社员都如期还款。接着还设立了储蓄会。年3月15日—年3月15日的储蓄额达到.9元[38]。另外，谢巷村和张巷村有很多农民种植茭白，年7月13日第1区谢张云霄合作社成立。年3月为止仅有1次，将担15斤茭白，以每担高于当地商人销售价格1元的金额卖出，共计获利.84元[39]。 另一方面，第4区藕荡桥信用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一直保持73人，但是出资总额从元增加到元。所以每人的出资额增加了2倍多。（参照表1－1和表2－1）因此，可以认为该合作社的经营规模稍微扩大，经营体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强化。之后，—年12月，为了购买肥料贷款了元，其中第10次（年6月）的贷款由于旱灾影响拖延了6个月还款。除此外，都是如期返还。另外，存款业务也非常受欢迎，年3月底的存款总额和存款余额都是元[40]。 年12月8日，第4区尹城上产销保证合作社成立。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出资额、每人出资额分别从23人、68元、2.9元增加到90人、元、3.4元。（参考表1－2和表2－7）从中可知经营规模大幅扩大，经营体制也稍微改善和强化了。在灌溉便利的尹城上地区，农民过去的本业是种植水稻和小麦，养蚕和养猪都是副业。但是年养蚕指导所设立后，共同养了枚蚕种，生产了67担共50斤的蚕茧[41]。 上述的谢巷和藕荡桥两个信用合作社，社员人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每人的出资额都增加了约2倍，尽管有可能贫困阶级没能参加合作社，但总体来看贷款资金都用于购买肥料，而且都按时归还。此外，谢巷村和张巷村不仅有信用合作业务，还和尹城上产销保证合作社一样展开了运销合作业务。通过多角度的经营，让合作社的经营体制得到强化。 2.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制强化的合作社。 在第5区高长岸信用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从42人减少为38人。出资总额和每人出资额分别从元和3.4元增加为元和5.7元。（表1－1和表2－1）从中可看出，经营体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强化。原本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高长岸设立的实验民众教育馆的指导下，年11月15日该合作社成立后，共贷款元。中途，由于灾害导致歉收，还款延期。但是仍然全额返还。另外，第二年10月成立了储蓄会，一直不间断地执行了储蓄业务。但是实验民众教育馆从高长岸转移到其他地点，导致全部业务停顿[42]。 年1月10日成立的第5区高长岸养鱼生产有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和出资总额从48人、元减少为16人、元。但是每人出资额从6.6元增加到11.5元。（表1－3和表2－2）从中可知虽然经营规模大幅缩小，但是经营体制得到了改善和强化。另外，年6月的报告指出，该合作社经营良好，合作事业安定、社员同心协力、互助互利[43]。此外，还养殖了多条鱼。年开始卖鱼，但由于管理不善，经常被盗。贷款资金无法收回，连年亏损。截至年3月，社员都失去了继续经营合作社的意愿[44]。 年10月2日成立的第9区太平乡冯胡巷购买产销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从76人减少到63人。但是出资总额和每人的出资额从元和4.8元增加到元和5.9元。（表1－3和表2－6）可以说经营体制稍微得到了强化和改善。之后，年3月为止共贷款8元，全部如期返还。另外，年开始，春秋两季开始共同制造干茧并销售，取得不少利润。之后，年春在4亩“模范桑园”中种植了0多棵桑树，又在15亩果树园中种植了株梅树[45]。 年1月5日成立的第4区八宝乡产销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相比，社员人数从22人减少到17人，但是出资总额和每人出资额从60元和2.7元增加为元和5.8元。（表1－2和表2－7）可知经营体制得到了大幅改善和强化。之后年改名为产销合作社后，在17亩的“示范农田”中种植了优良稻种“光头黄”斤。秋天收获了77担种子。另外，养蚕方面，并不注意蚕种是否优良，只是共同购买了蚕种。年设立了育蚕指导所，共同饲养了92枚蚕种。生产了37担生茧和13担干茧。另外，年春和年接受了株和株改良桑苗，设立1.5亩的“示范农田”，其他的桑苗种植在老桑树之间[46]。 从以上信息可知，高长岸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实验民众教育馆的指导下，组织信用合作社和养鱼生产合作社。表面看起来，合作业务比较顺利地展开了。但是随着实验民众教育馆撤离高长岸，农民的凝聚力迅速弱化，合作业务停滞。 3.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体制弱化的合作社。 第6区戴巷养蚕生产有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和出资总额分别从15人和元大幅增加到人和元。但是平均每人出资额从12.2元急剧减少到2.6元。（表1－3和表2－2）经营规模虽然大幅扩大，但经营体制却弱化了。另外，年6月报告指出，该合作社运营和业务良好、工作安定、社员互助互利、用心工作[47]。此外，年在戴巷与无锡干牲丝厂商量后决定免费提供枚改良蚕种，年又向干牲丝厂申请提供了1枚蚕种。改良后的蚕种的生茧比土蚕种的茧要每担贵10元。这样，年该合作社成立后，参与养蚕合作业务的农家甚至扩大到了附近的村庄，年春，共同饲养蚕种的农家达到户[48]。 第5区岸底里垦渔有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和出资总额分别从45人和元微增为49人和元。每人的出资额从.8元微减为.2元（表1－3、表2－2），经营规模稍微扩大了一些，但是经营体制却略微弱化。另外，根据年6月的报告指出，该合作社运营良好，事业安定，社员互助互利、用心工作[49]。当然，年，岸底里西白荡秊一带共同开垦了数百亩生长有芦苇的沼泽地，计划在高处种植桑树和水稻，在低处围栏养鱼。因此设立了这个合作社。第一年免除土地的使用费，第二年和第三年以每亩地白米4斗和白米7斗的价格缴纳费用。到了年3月为止，发展为水田亩，鱼塘10亩的规模[50]。 年8月10日成立的第4区庄乡产销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从31人微增为33人。但是出资总额和每人的出资额从元和6元减少为元和3.3元。（表1－2和表2－7）经营体制稍微弱化。而且，购买猪饲料和实物抵押贷款原本是主营业务，但随着年5月改名为产销合作社后，设立了7亩“示范农田”，又选择了适合当地土壤栽培的优良稻种“光头黄”42斤。秋天收获了30担种子，除了2担和社员交换以外，都用于继续繁殖[51]。 以上三家合作社，共同点是都充分利用了规模效应。但是，从戴巷养蚕合作社的社员数量大幅增加可以看出，该社将底层农民也发展成为社员，试图通过大幅增加社员数来扩大经营规模。但是，岸底里垦渔合作社每人的出资额相比其他合作社人数要多得多，因此应该是排除了底层农民的结果。 4.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质弱化的合作社。 年6月成立的第5区高长岸运销有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出资总额、人均出资额分别从39人、元、6元减少到23人、46元、2元。（表1－3和表2－3）从中可看出经营规模缩小，并且经营体制也弱化了。而且，尽管年9月共计担茭白以元价格卖到南京、上海和镇江。但是贩卖量年年递减，年运销合作业务终止。所有的合作业务停顿。而且据记载，该合作社的理事会主席不承担责任，也缺乏指导力，因此社务松弛[52]。但是，根据年6月的报告指出，该合作社的社员分担社内职务、对社务有很大兴趣，茭白的品质优良，卖到南京和上海市价上升。社员都收获不菲的利润。而且当地的农产品价格高涨，因此附近的农民也从中得益[53]。 第4区陆区桥信用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出资总额、人均出资额分别从32人、元、4元减少到29人、元、3.7元。（表1－2和表2－1）经营规模略微缩小，而且经营体制也弱化了。但是年8月—年3月贷款的元全额按期归还[54]。 第9区方巷养蚕有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出资总额、人均出资额分别从96人、元、4.3元减少到93人、元、1.7元。（表1－3和表2－2）经营规模缩小，体制弱化。原本年春，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派遣技术人员到无锡县玉祁一带开设的养蚕指导所进行技术指导，又提供了改良蚕种，年8月9日改组的该合作社，年贷款元用作春蚕种的购买资金，年春共同养育了枚蚕种[55]。 年5月19日成立的第4区新渎桥产销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出资总额、人均出资额分别从33人、元、4元减少到31人、元、3.4元。（表1－2和表2－7）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制也略微弱化。原本新渎镇新渎桥灌溉便利，本业是水稻和小麦，养蚕和养鱼都是副业。但是年4月改名为产销合作社后，将购买猪饲料和实物抵押贷款作为主业。同年秋设立13亩“示范农田”，选取优良稻种“光头黄”78斤，秋天收获52担种子。除了2担和社员交换以外，其余继续用于栽培。年3月，再没有继续进行养蚕合作社业务[56]。 第4区北费乡产销无限合作社年和年3月对比，社员数、出资总额、人均出资额分别从25人、元、5.1元减少到21人、元、4.7元。（表1－2和表2－7）经营规模缩小，经营体制也略微弱化。而且和庄一样，年8月10日合作社设立的新渎镇北费是以购买猪饲料为中心业务的，但是年5月改名为产销合作社后，同年夏设立了10.2亩“示范农田”，繁殖60斤优良稻种“光头黄”。秋天收获40担种子，除了3担和社员交换以外，其余继续用于栽培[57]。 从以上内容可知，除了停止合作业务的高长岸合作社以外，其余4家合作社经营规模都有缩小，且经营体制弱化。虽说缩小了再生产，但合作业务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暂且保证了经营的健康。 （三）小结 以上，年代的无锡县，和收益非常高的日本信用合作社不同，信用合作社收益并不高。反而是生产、运销、产销等合作社取得了经济成果，集结了众多村民。 但是在高长岸，联合了信用、养鱼生产、运销三种合作社，而且又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指导。合作业务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由于村子里缺乏有领导力的人才，村民缺少凝聚力、集结力，导致所有的合作业务最终停顿。 距离县城最近的第1区没有设立最多的合作社，是因为离县城近的农民大多进城务工，农业以外的打工机会很多，所以农民感觉不到农业生产合作的必要性。 无锡县和丹阳县不同，没有设立合作社联合社。这也反映了无锡农民对农产品生产和共同贩卖收益的兴趣非常低。换句话说，在无锡的农村，农业生产收入对家庭收入来说并不是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农民专心农业生产，想尽力提高农业生产收益”这个规模效应的前提不能成立。 五、结语 日本的产业合作社以信用业务为中心取得了优秀成果。而中国的合作社则以生产、运输、销售业务为中心取得了经济成果。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从两国比较中可窥知一二。 也就是说，日本农村由于村民共同体意识强烈，并且相对闭塞，农民都一心希望能提高单位面积农作物的生产量和收益性。但是在开放且流动性强的中国农村，由于商品经济广泛开展，因此粮食谷物也成为以销售为目的的商品。农民的目标是通过外出打工等一切手段，最大限度提高自家的收入。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信用合作社的不景气，以及运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或者兼营合作社的飞跃式发展，反映了中国即使是农村，商品经济也得到广泛开展的状况。 以上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丹阳县和无锡县合作社开展的动向。其中反映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广泛展开的现实情况。 但是，从无锡县高长岸的合作社事例能看出来，农业生产中想要共同经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也反映了对中国农民来说，农业以外的务工机会多。凭借农业以外收入足以维持个体农户的生活，因此单独经营农业在中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对农民来说，寻求农业上的合作的必要性相对非常低。 特别是在无锡县的农村，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外出务工的机会扩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和自耕农越来越多。村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专心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欲非常低。 另外，今后值得探讨的课题，是坂根高度评价的殖民地台湾的合作社应该如何评价。此外，为什么无锡县能做到如期归还贷款率（信用度）非常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及，中国农村活用了规模效应的银团（年成立的浙江丝茧借款银团、年成立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的贷款问题，应该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2]饭眆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Ｍ].汲古书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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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7]王亮丰，陆渭民.无锡县合作社调查报告（续完）[J].农行月刊.第3卷第10期，：60. 注释： （1）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合作社政策的拓展和它的经济意义，可以参照拙稿「年代南京政府の合作社政策—江苏省と江西省の例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近现代史シンポジウム事务局编『中国经济政策史の探求——第3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シンポジウムの记录』汲古书院、年4月）和「南京国民政府の合作社政策——农业政策の一环として」（东洋文库『东洋学报』第71卷第1·2号·年12月）以及「中国における商业银行の对农业投资——年～36年」（『アジア经济』第35卷第3号、年3月）和「中国农村工业の一轨跡——～30年代の浙江省潇山东7合作糸场を例として」（历史学会『史潮』新35号、年6月）。并且，笔者将这些论文进行加工、修正，收录在拙作『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の研究——年代における农村经济の危机的状癋と复兴への胎动』金+大学经济学部研究丛书12（金沢大学经济学部·年3月）中。另外，还可以参照拙稿（毛来灵译）“关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比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省历史学会《“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讨检会会议手册》年12月）。 （2）可参考饭眆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汲古书院、年）13页。此外，对这本书的书评写在拙稿「饭眆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汲古书院、年）」（『社会经济学史』第72卷第1号、年5月）中，也可以参照查看。 （3）笔者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学术研究助成基金助成金）（基盘研究（Ｃ））平成25年度—平成27年度「产业组作为合におけるムラ社会の基盘と断层——东アジアにおける个と组织の视点から」（研究代表者：胜部真人）。 （4）可参考拙稿「灾害から见た近代中国の农业构造の特质について年における华中东部の大干害を例として」（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近代中国研究报』第19号、年3月）还可参考拙稿『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の研究——年代における农村经济の危机的状癋と复兴への胎动』。 （5）可参照拙稿「南京国民政府の合作社政策—农业政策の一环として」。 （6）参考拙著『华中农村经济と近代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像の再构筑への试み』（汲古书院，年）。 （7）零细农化，指农民由于经营的土地规模小，难以完全靠农业为生的趋势。译者注。 （8）脱农化，指农民脱离农业，转向其他行业的趋势。译者注。 （9）详细信息可参考拙稿「日中战争期河北省石家地区农村における经济发展」（早(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史滴』第36号、年12月）和「近现代北京市近郊农村における经济发展と都市化」（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经济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第18号、年1月）。 （10）日本的度量衡单位，1石约0.18kl。——译者注 本期编辑：于佳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