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朋友之陈衡哲九_丹阳市发展_

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胡适赴美，之后更是担任驻美大使一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天各一方，偶有书信往还。年版《中华民国名人传》称：“女界中以史学家而兼文学作家者，陈氏一人而已。‘’抗战全面爆发后，陈衡哲辗转于武汉、香港、昆明、重庆等地。此间，“因生病不能常任教学工作，曾经作过历史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带着三个儿女，从北平逃到庐山，任鸿隽当时正在山上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六年后不久，日军南侵，陈衡哲全家逃往广州，最后抵达香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香港随即沦陷，陈衡哲只好带着儿女登上法国海轮。年辗转回到重庆江北任家花园，全家人终于团聚。陈衡哲在重庆断断续续住了5年，是住得最长的一次。年初，她应周恩来之邀到红岩村访问。陈衡哲侄孙任尔宁说：“我小时候在上海，三娘姆(即陈衡哲)对我讲过，她一生中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任鸿隽，另一个就是周恩来。”去红岩村那天，陈衡哲坐着任尔宁父亲任百鹏驾驶的吉普，开到化龙桥，然后坐滑竿到达红岩村。周恩来已等在那里，见到陈衡哲，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移居上海的上座小楼。由于体弱多病，加上视力极度衰退，她平常楼都很少下，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仍坚持创作。同年，陈衡哲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之聘，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导研究员一年，期满后返回上海。抗战胜利后，胡适成为北大校长。但他直到年7月才真正回到国内。这一时期的胡适，社会声望达到了他人生中的巅峰，忙的不可开交，再也没有多少时间跟陈衡哲夫妇游山玩水了。年北平被围的时刻，胡适选择了离开。他先是从北平飞往了南京，接着又从南京乘车来到上海。任鸿隽与陈衡哲当时就住在上海。杨绛回忆：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紧接着，杨绛评价道：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问的人似乎知道胡适来上海必先去见陈衡哲，唐突问之。陈衡哲“三分恼火”的反应与“其实深喜之”的矛盾颇耐人寻味。见到胡适之后，陈衡哲还给他推荐了杨绛的剧本，胡适看过之后，觉得杨绛写的不错，很想见见杨绛，于是，在陈衡哲的安排下，胡适就在她家中见到了杨绛与钱锺书。杨绛回忆，他们“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他们谈铁托，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的背后，则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而在亲密老友家的这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胡适说的话最多。杨绛回忆：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尽管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但他们都心如明镜，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这一次，胡适与陈衡哲的离别，是生离死别。那天，胡适还有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了，胡适要离开了。离开时的细节是耐人寻味的：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锺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锺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是一种带芝麻的烧饼，是胡适老家安徽绩溪的一种小吃。杨绛认为“做茶点确不合适”，然而，陈衡哲专门把它摆了出来。胡适离开后又折回来“戳了一下”那盘芝麻烧饼，笑嘻嘻的跑开……这一切，杨绛都看在了眼里，只是都没有说破。杨绛与陈衡哲虽相差二十一岁，两人却像“忽然相逢的朋友”，“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胡适走了之后，陈衡哲向杨绛说了一个秘密。杨绛回忆说：有一件事，她（陈衡哲）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这钱锺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锺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锺书很好，一句也没问。这个秘密，杨绛文中用“因事隔多年而淡忘”搪塞过去了。建国前夕，大陆知识分子人心惶惶，赵元任和胡适此时已在美国，科学社另一位核心成员，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已经秘密被陈宗器（我国地磁学奠基人，后任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他在中科院建立时的角色类似任鸿隽在中研院的角色）接到上海。在秘密到达上海的第二天，竺可桢就拜访了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此时任鸿隽夫妇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读书，他们夫妇二人也计划乘轮船到香港，进而再赴美。年5月，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秘书叶良才（胡适遗嘱执行人）勉强弄到两张票，让任鸿隽和自己先期抵达香港，待陈衡哲后续抵达后再一起前往美国。然而之后便再也没有前往香港的船票和机票，陈衡哲只能一个人滞留在上海。很快，在上海的陈毅和陈云等同志落实了对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年6月15日，上海市长陈毅亲自过问竺可桢关于任鸿隽的情况，望其于八月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第二天竺可桢便向陈衡哲转达了组织的关怀。此时在香港的任鸿隽非常的彷徨，一边是熟悉的美国、可预期的未来、三个孩子，一边是未知的前途和独自留在上海的妻子，但自己曾经的诺言还是让任鸿隽在离开上海四个月后回到了大陆。年9月14日，竺可桢如约在北平（北京）见到了任鸿隽，此间众多朋友劝其留在北京，为新中国科学事业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多多出力，但由于陈衡哲更喜欢上海，最终任鸿隽拒绝了诸多好意，执意从北京回到了上海。之后，任鸿隽担任了上海市图书馆馆长（毛主席曾打趣说如果胡适留下，就给他北京市图书馆馆长），休刊了《科学》，停止了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和陈衡哲在上海相濡以沫，直至分别去世。陈衡哲，解放后到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年4月，在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中，国民党节节败退，杭州眼看不保；而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很多人又似信心不足，大陆知识界人心惶惶。4月28日，竺可桢收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的电报，电曰：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杭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很快，竺可桢就去了上海避险，并密切观望着时局。当时，胡适早已离开大陆到达美国，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还滞留在上海。在上海避难的竺可桢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到上海的第二天，竺可桢就去拜访了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5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因其子女三人都、苏(书)、安均在美国也。任鸿隽与陈衡哲的孩子都(任以都)、书(任以书)、安(任以安)均在美国。他们去美国，既避开了战乱，又可以一家团聚，诚可谓一举两得。故他们正“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任鸿隽与陈衡哲决定离开大陆，但最终的事实却是，他们都留在了大陆，并没有去美国与子女团聚，原因何在？年的竺可桢日记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年的上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吃碗面也要“去一百五十万元”，随着战事迫近，上海也人心惶惶。滞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探讨局势，商讨何去何从，任鸿隽的家——高安路14号，成为朋友们谈天的据点。滞留上海的竺可桢也参与其中，并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年5月1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晨未六点，闻炮声隆隆，先觉地动，窗门作响，次闻炮声，因时间相差不二秒钟，料想发炮之地离研究院在五公里以内也。炮火连天中是很难静下心来的。这天，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据其日记记载：四点至高安路14号晤叔永，渠适出。与衡哲谈及香港逃难事……六点叔永回。未几林伯遵亦来谈，伯遵以妻子均在沪，不愿远离。叔永以基金会董事如咏霓、梦麟均劝往香港，周寄梅亦然。但叔永、衡哲则欲赴美国，否则不动云也。日记中的“基金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任鸿隽(即叔永)是中基会的董事，这一基金会的资金来自美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日记中的“咏霓、梦麟”即翁文灏与蒋梦麟。在天翻地覆的时代，他们都劝任鸿隽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但任鸿隽与陈衡哲则希望去美国，否则就不动。接下来的几天，炮火终夜不绝，竺可桢“几不能成寐”，虽然他19日就收到了杭立武的来电，知道已为其办护照，可“乘机飞穗”。但是，连日的阴雨天气使得“飞机不能出动”，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提不出来，只得继续留在上海。年5月25日，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打电话与Sophia即陈衡哲，未通。故余即外出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知叔永于廿二日飞香港，叶良材同行。衡哲颇怨叶坚持叔永赴香港，但只有二张机票，故渠不能不留沪，以待轮通时再往港。但实际渠等小孩三人都都、书书、安安均在美国，故叔永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渠现只有一女仆，昨夜颇为惊恐，故谓如余愿往，可下榻其寓。余以不便谢之。任鸿隽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然而，炮火连天中，大家纷纷逃难，真是一票难求。中基会的秘书叶良材弄到了两张飞机票，坚持让任鸿隽先跟他一起去香港，“待轮通时”陈衡哲再到香港与之汇合。没办法的情况下，22日，任鸿隽随叶良材先去了香港，陈衡哲只身留在了上海。此时的上海，炮声轰轰，连竺可桢都“几不能成寐”，更何况身边只有一个女仆相伴的陈衡哲呢。非常恐慌的陈衡哲邀请在上海避难的竺可桢下榻其寓，毕竟，人多热闹，或可稍缓恐惧。竺可桢则觉得孤男寡女在一屋檐下，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故婉言谢绝。陈衡哲急着离开，却迟迟没能买到前往香港的船票。此时的陈衡哲，应该是焦虑与惊恐并存吧。好在此后不久，陈衡哲找到了一个人陪她。年6月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衡哲谈昨赵志道曾在渠处夜宿。”赵志道是杨杏佛的妻子，杨杏佛与任鸿隽都是科学社的创始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此前，陈衡哲就与赵志道非常熟，因此陈衡哲邀她来陪伴自己。此后不久，她的表弟也搬了过去。年6月1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晚至高安路晤陈衡哲，知其表弟庄君现移寓其处，则不感寂寞矣。正当陈衡哲焦虑恐慌时，已经进驻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年5月30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这段时期经常去看望陈衡哲的竺可桢想必会将此消息告诉她吧。既然陈毅保证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这样的人物都不需要离开，那么，作为科学家的任鸿隽与作为学者的陈衡哲就更不需要离开大陆了。果然，此后不久，中共相关人员就来接洽中基会的相关人员，任鸿隽作为中基会的董事，他的妻子陈衡哲自然是重点人物。年6月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叔永处，遇林伯遵，知基金会亦有文教处人前往接洽。叔永或一二星期内或可回。日记中的“文教处”，即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共接收上海时用来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组织。当时，钱俊瑞是文教处的主任，副主任是李亚农，这一时期，李亚农曾邀请竺可桢与陈衡哲一起吃饭。在这种情形下，陈衡哲放下了疑虑，准备让任鸿隽回沪。年6月5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七点至叔永家，陈衡哲与余商催叔永回沪事。不仅如此，任鸿隽的行踪，还惊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年6月15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市长询及叔永，谓望其加入八月初北平之科学会议，谓盼余能往云。第二天，竺可桢就向陈衡哲转达了陈毅的愿望。6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膳后至高安路晤陈衡哲，告以陈毅于昨日曾询及叔永是否能参加科学会议。在竺可桢与陈衡哲屡屡去信劝说下，任鸿隽决定回来。年6月2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晚膳后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适陈其可(祖源)亦在。知叔永亦有电来，谓将乘轮回沪，但昨日中央机炸英国轮Anchises，故目前恐一时邮轮不敢进口矣。七点在衡哲处吃稀饭。虽然任鸿隽决定回来，但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陈衡哲似乎并不太高兴。这一时期的陈衡哲，牢骚满腹。年6月2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五点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Sophia。渠方读《庄子》并作诗以发牢骚。适其表弟庄权(号巽行，前重庆兵工厂厂长)亦来，同进晚餐，并饮五加皮一杯。据陈衡哲云叔永已来二电，均云待轮返沪。不知此时的陈衡哲到底有何牢骚？可惜竺可桢日记中语焉不详。虽然任鸿隽致电他们说要回大陆，但似乎仍然犹豫不决。从6月延迟到8月，任鸿隽依然在观望。年8月2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严希纯在香港曾遇任叔永，据云叔永颇怀疑是否回沪有无工作可做，故尚未回沪。但以余所知，恐因无船只也。到底是担心没有工作，还是没有船只，还是有其它顾虑，也许只有任鸿隽夫妇才知道吧。在迟疑犹豫了四个多月之后，任鸿隽最终还是回到了大陆。年9月13日，也在北平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知任叔永已到京，住东四七条侯德榜处，上午来寓，余在协和未晤到。余约明晨往见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